文艺创作与历史研究看似相距较远的不同行当，实有极为亲近的血缘关系。早期的文艺，不论是绘画上西安半坡彩陶盆里的人面鱼纹，还是最早诗歌总集《诗经》里的叙事言志之吟咏，或是戏曲的前身古之俳优以歌舞及戏谑为能事，都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记录和诉说历史的愿望及成分。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名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实际上寓含着以“时”和“事”来评价文艺，即以正在演进或已成过往的历史来衡量文艺价值的倾向。很多抒写历史的文艺创作，从历史小说到历史剧、从历史题材绘画到传统音乐舞蹈的演奏等，往往都把是否能够还原、恢复、传达历史本来面貌和情调作为重要指标。

其实，所谓“历史本来面貌”，只是文艺家以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对尘封史料做力求客观的提取和阐释、对过往历史做力求真实的复原和演绎。这其中，“主观性”既难以回避，也无所不在，此乃人类认识和把握既往事实或曰历史无法避免的局限，只不过我们常常以忠于历史的名义把它掩盖起来罢了。北宋末年，山东境内水泊梁山曾活跃一支以宋江为首的起义队伍，施耐庵的《水浒传》把它写成大闹州府、救济百姓的英雄好汉，而俞万春的《荡寇志》则将其写成对抗朝廷、为非作歹的匪徒贼寇。同一历史人物和事件，能够产生两部意义截然相悖的作品，塑造出两种面目彼此对立的艺术形象，可见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即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于文艺创作是何等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一次文代会和第十次作代会开幕式上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这对当前文艺创作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正说历史”虽然屡次提倡，占据主流地位，可“戏说历史”“消费历史”乃至“解构历史”作品，也曾霸座霸屏，大行其道。在这些作品里，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等宏伟图景，多半被演绎为权谋、争宠、夺位等；尘世烟火和人生百味等美好生活，往往被置换为食色、情爱、算计、原始生命本能的弱肉强食，其间充盈着戏谑、滥情、好玩、刺激等娱乐性因素，以迎合低俗、庸俗、媚俗的审美趣味。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对这种文艺现象的当头棒喝，足以让我们警醒和反思。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广阔而深邃的历史时空中，不仅分清历史的主流与支流、整体与局部、本质与现象、规律与偶然，而且对某段历史、某个事件、某位人物，都能在把握历史走势中对其位置、作用及价值等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定位。文艺创作只有确立这样的大历史观，才能树立起正确观察事物的坐标系，才能不被云谲波诡的世事变幻和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所迷惑，才能在洞穿历史和现实底蕴的基础上对世道人心做出准确有力的刻画和表现。

回首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可以清晰看出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观对文艺创作的制约和影响。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写农民起义和农民领袖的作品较多，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应属姚雪垠的《李自成》，其他还有《陈胜》《大泽乡》《九月菊》《义和拳》《星星草》《风萧萧》《神灯》《庚子风云》《天京之变》等等。这些作品对同一主题趋之若鹜，均不同程度受到“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经典历史观念的感染和引导。上世纪80年代末，凌力的《少年天子》打破此格局，首次以顺治皇帝为主人公，写他如何在满汉融合中，建立多民族封建帝国，拉开康乾盛世序幕的过程。由此，一个描写“圣君贤相”的风潮扑面而来，《雍正皇帝》《康熙大帝》《乾隆皇帝》《曾国藩》《白柳门》《杨度》《张之洞》《张居正》《翁同龢》《李鸿章》《汴京风骚》《大秦帝国》等等，莫不如是。这些作品所刻画的人物不是帝王就是将相，与农民起义领袖恰成对立的两端。表面看来，这只是中心人物的“对调”，或曰主角的“换位”，实际上背后深层的原因是历史观的改变，即历史前进并非只是由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所推动，而是由“圣君贤相”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箴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什么样的描写和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刘备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三国志》称赞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尊崇刘备“有高祖遗风，英雄之气”，并没有明显的扬此抑彼的褒贬之异。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却把曹操写成诡诈、多变、残暴的“奸雄”，把刘备写成宽厚、英明、仁慈的“真命天子”。与此相应，曹操阵营里是坏人多，好人少；而刘备阵营里则几乎都是好人，坏人只是极个别。为什么会如此？根源仍在罗贯中以正统的封建观念看待历史，即汉朝为汉高祖刘邦建立，皇位自然该由刘姓来继承，曹操欲夺权就是乱臣贼子。

最近，由文化和旅游部、陕西省政府联合主办的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在西安举办。歌剧《张骞》以张骞凿通西域开创丝路的传奇故事，传扬开拓交流、携手合作的丝路精神。许多作品都是这样，主要从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表现“一带一路”的壮举。其实，若用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加以观照，“一带一路”还有不少有待发掘的矿藏。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中前两项，确证无疑是由丝绸之路转入欧洲，第三项可能性也极大。英国近代科学之父培根曾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没有任何一个教派，没有一个星宿比这三种发明对于人类发生过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来抒写丝绸之路的意义和价值，包括从对方的角度看18世纪欧洲如何接受儒家思想影响把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等，都会获得开人眼界的更加丰硕的成果。

凡此种种现象启示我们，文艺创作反映中华民族数千年往事沧桑，揭示中华儿女近百年奋斗历程，无不需要大历史观的透视和扫描。这种大历史观，用一代大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它不仅意味着超脱具体时代、阶级的限制，而且意味着跨越具体地域、文化的阻隔，在贯穿古今纵向尺度和融通中外横向尺度的交织考察中，把握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砥砺前行的铿锵脚步和坚定信念。只有这样，文艺创作才能对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精准定位，深刻理解其波澜壮阔而又艰难曲折的历史巨变和重大意义，真切描绘新时代的精神图谱，塑造新时代的艺术典型，以富有感染力的精品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